摘要
1960年，蕭公權對於「前近代」（pre-modern）中國鄉村的研究，隨著其名著──《鄉村中國：十九世紀的帝國控制》（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的問世，標示著一種學術典範與傳統的建立。這本廣泛討論傳統中國鄉村生活、鄉村與帝國互動關係的著作，成為從事相關研究的必備書目，蕭公權本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使其榮膺國際漢學界的學術桂冠。
1979年，戴炎輝教授（以下省略敬稱）以「鄉村台灣」（Rural Taiwan）為研究對象，出版了《清代臺灣之鄉治》。 這本寫作時間橫跨三十餘年（1942-1976），經歷兩個政權，大量利用在地第一手資料（包括「淡新檔案」、「岸裏社文書」原件、「伊能文庫」手抄本等）、運用日本有關中國法制史、社會史的既有文獻、結合日治時期舊慣調查研究（如地方行政舊慣調書、大租取調書、臺灣私法、臺灣慣習記事等）之成果，對於清治時期臺灣鄉庄組織的制度、機能、運用之法律性質，提供了紮實的理論性考察。其已成為清治臺灣社會研究的經典著作，在台灣史的領域裡幾乎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值得玩味的是，戴炎輝這本書與其所代表的研究傳統，在台灣的法制史學界卻相對地沒有得到那麼多的迴響。 同作者關於唐律、中國身份法等等，「以現代法學理論，彰顯中國舊律內涵」的經典研究，往往才是中國法制史學界乃至法學界標舉其學術成就的中心。 而與《清代臺灣之鄉治》密切相關之戴炎輝所整理的「淡新檔案」，雖享譽國際，且對美國、日本學界的傳統中國法研究發揮深遠的影響力，但在臺灣的法律學門研究圈子裡，於戴炎輝本人及其所帶領的研究者之後，卻一直要等到1990年代，才見本檔案被大量使用。
本文想要問的是，戴炎輝在《清代臺灣之鄉治》所展現的研究傳統，是在怎麼樣的學術訓練與脈絡中產生？其與本文另一個重點，亦即「淡新檔案」的整理與運用的關係為何？他的學問取徑與成果在台灣的學術界，尤其是法學界，經歷了如何的斷裂與傳承？目前關於本土法律事實研究與淡新檔案的使用狀況又如何？國內外的法律史學者對於淡新檔案，已發展出哪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台大法律學院的台灣法律史研究者，又跟戴炎輝這項研究傳統以及現有的淡新檔案研究成果，進行什麼樣的對話？希望透過對於這樣一個台灣乃至中國法律史學界的研究典範（paradigm），放置在其學術脈絡中加以發掘與重新理解，以作為當前淡新檔案研究乃至台灣或中國研究的新起點。至於如何運用文書學、方法論、個案研究等等不同的途徑，提供對於「鄉村台灣」、或者是「鄉村中國」具有社會生活視野的歷史與法律研究圖像？對於歷史上一直處於於海洋、內陸勢力邊緣摩擦的台灣而言，在法律上具有「多元」與「多源」的複雜性格， 除了關心在地社會外，如何擷取針對前近代西歐、中國、日本、甚至美國等，曾經（或正在）在島嶼上競逐的各種勢力的研究，以及各國、不同的學術傳統對於在地社會的研究成果，以作為理解過去與現在、深化研究的資源？凡此皆有待後繼者的持續關懷與努力。
對於一篇談論學術的傳承與對話的文章，由師生共同執筆似乎別具意義。本文作者之一的王泰升任教於台大法律學院，其他兩位作者，即堯嘉寧與陳韻如則係該院法研所學生， 故在此所呈現的，無非是經教學相長、相互切磋後獲致的共同看法。在工作分配上，堯嘉寧主要負責整理與分析與淡新檔案相關的研究成果，陳韻如著重於整理與分析戴炎輝的學術發展歷程、並將之與淡新檔案研究串連與增補，最後再由王泰升進行整體性的定稿。其實，學生基於不同的研究興趣或取徑，將來亦可能發展出不同於老師的見解或學術表現方式。我們認為，藉由教學與討論的互動，師生得以立足於某些共享的學問基礎上，除了分殊深化研究、也能彼此砥礪批判、鼓舞前進，才是所謂「傳承」的真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