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筆者最早得知標題所記之新史料的問世一事，是在1999年8月底東洋法制史研究會的夏季合宿（於長野縣蓼科）之時，聽川村康先生（關西學院大學法學部）說起的。返回東京後，剛好坂上康俊先生（九州大學文學部）詢問筆者這件事，才知道發現這批新史料的戴建國先生（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其論文刊載於『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於是筆者趕緊到明治大學取得影印本 。閱讀之後，確定戴先生的論證無誤，其結論也值得信賴。這時才對這批重要史料問世一事感到震驚。
筆者以前述戴先生論文為主要依據，在2000年3月底的隋代史研究會（於明治大學）報告，標題為「有關宋天聖令殘卷的問世」，介紹新史料的特徵與價值。
之後的情況，如同本文結尾所述，中國、日本都有相關論文相繼出爐。不過就現階段而言，包括得以看到原始史料的戴先生在內，中國的研究學者只有二、三人，不但看不到照片，連現存殘卷的內文也未完全公開。
現在只能在史料原藏之寧波天一閣博物館的修補、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後，等待其進一步地公開相關訊息。
在原始史料完公開之前，筆者想利用的這段期間，提出二、三個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