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論及人文社會學門之研究，解讀與詮釋原典是至為重要的基礎研究，若無法真正掌握第一手材料，其研究的可信度與縝密度便會大打折扣。可是因為解讀原典的工作，需要花費極長的時間，還要具備高度的耐性，所以不少研究者多將解讀原典視為畏途。於是為求速成，研究者或將原典文字斷章取義，或僅是擷取與自己研究有關的部分，結果常造成研究者對原典的認識與鑽研程度不足，不能真正從原典發現學術問題，或對所提出的研究課題無法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考掘，嚴重影響研究的品質與學術生命的延續。
近年來，臺灣學界對學術工作者的評鑑，主要是講究實證與創發性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業績的壓力下，學術工作者對於原典的基礎性研究並不十分強調，因為基礎性的研究，往往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創造出豐厚的業績，這對評鑑績效而言是非常為不利的，在功利氣氛瀰漫下，願意從事者相形漸少。當然研究原典並不是和創發性研究相互排斥，兩者的關係應是相輔相成，不該大幅度地傾向某方。畢竟研究課題不可能永遠只停留在鑽研第一手材料，也不可能只憑浮光片影而大放厥辭。不過兩者相較之下，在臺灣，能將整部原典進行全面且深入的解讀，並以爬梳原典所理出之課題作為標的，從基本面進行歷史問題研究的學者，目前可說是鳳毛麟角。
關於臺灣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也面臨同樣的情況。研究者對於中國法制史材料的掌握與理解程度，隨著學術風潮的轉變而不斷降低；再加上國族認同、法系繼受等時空因素，使得中國法制史在法界學者中漸乏人問津（當然其中還夾雜許多因素，限於主題與篇幅，茲不贅言）。早在六○年代，法界學者戴炎輝先生對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著力甚多，特別是在《唐律疏議》的研究上更有劃時代的貢獻。戴炎輝先生從法學角度對《唐律疏議》進行整體性的研究，其《唐律通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64）與《唐律各論》（臺北：作者自印，1965；臺北：成文出版社，1988增訂版）二部鉅著，至今仍有其經典的地位與價值。但是因為中國法制史研究的日趨勢微，使得臺灣法學界在《唐律》的研究水準，迄今仍停留在戴先生之成就上。
至於歷史學界，也因怵於歷代法典條文繁瑣；再者，史界學者本身的法學訓練與素養也較為薄弱。因此相對於其他專史領域而言，臺灣歷史學界對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也是用力不深，在《唐律》研究上也沒有突破性的見解。反倒是日本，在律令研究會的組織之下，召集法、史學者對《唐律疏議》進行了日文的譯注解讀，並且出版了《譯註日本律令‧唐律疏議譯註篇》（律令研究會編，東京：東京堂出版，1979～1996）。這套日文的《唐律疏議》譯注一共4冊（全套《譯註日本律令》共10冊），完整地表現了日本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出版後頗受好評，至今仍是研讀《唐律》不可或缺之參考書籍。大陸學者方面，以北京大學劉俊文教授所出版的《唐律疏議》校勘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一版，1993二刷；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以及兩大冊的《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最具代表性。劉先生所點校之《唐律疏議》，兼採眾家之長，可說是目前坊間最佳之版本，唐律研讀會即以此點校本作為研讀文本。其他雖然也有多種《唐律疏議》譯注本的出版，但成就並不突出。顯見近年來中文學界對《唐律疏議》的解讀與研究雖有不少成果問世，但始終不能完全超越日本學者的成就，而臺灣學界在近三十年來更是乏善可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