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權」一詞，未見於中國古代經籍。
據熊月之先生考證，從已有的材料看，郭嵩燾是近代國人中較早使用該詞的，郭在1878年5月19日（光緒4年4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西洋政教以民為重，故一切取順民意，即諸君主之國，大政一出之議紳，民權常重於君」。此後，編輯于1879年，成於1887年的《日本國志》中也多次提到「民權」，如：「府縣會議之制，仿於泰西，以公國是而伸民權」。又如：「近日民心漸染西法，竟有倡民權自由之說者……，百姓執此說以要君，遂聯名上書，環闕陳述，請開國會而伸民權」。再後，薛福成也使用該詞，薛在1890年的日記中寫道：「西洋各邦立國規模，以議院為最良。然如美國，則民權過重」；又說歐洲有君民共主之國，「其政權亦在議院，大約民權十之七八，君權十之二三」。隨後，「民權」一詞為近代思想界所接受，戊戌變法時期已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辭彙之一。
不過，因為「黃遵憲、薛福成的『民權』來自日本」，熊月之先生得出「民權」一詞來自日本，這其中的推論不能算是很嚴密。接著他又說：「日本中的『民權』來自西方，即『民主』的一種日譯。……在日文辭典中，『民權』意為『政治上人民的權力』，這與西方『民主』的本義『人民的權力』是同一個意思。在英文中，『民權主義』、『民主主義』都是democracy。可見『民權』、『民主』本源於一個詞。」1 這又進一步涉及到對「民權」和「民主」的理解。
熊先生認為「民權」等於「民主」，這實際上是設定了一種評價標準。因為，持這一標準去評判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時期的「民權」思想，當然會得出黃遵憲、梁啟超等人區分「民權」與「民主」是陷入了一種誤區。而以後的革命家在某種程度上則是恢復了「民權」等於「民主」的原義，並通過五四運動使「民主」一詞終於「代替以往的容易發生歧義的『民權』口號，體現了他們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精神」。這樣，從二詞的替代過程，熊月之先生認為，「可以大致地看出近代民主思想迅速變遷的脈絡」。
的確，「民權」與「民主」二詞的變遷是近代思想史上一個重大的課題。但熊先生的論述，由於有了「民權」等同於「民主」的成見，所以不自覺地隱含了「民主」代替「民權」的過程是從低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的一種價值判斷。但如果「民權」與「民主」不是一個意思，而是分別不同的兩個詞語，那麼，熊先生的結論就會出現問題。
「民權」和「民主」是否為同義詞？由於二詞的現代意義皆來自西方，故二詞之辨析，亦尚須以原義為討論基礎。
英文中，「民主」一詞是Democracy，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Democracy表示一種政治體制。《牛津法律大辭典》中，該詞的中文對應詞同時是：「民主」和「民主政體」。定義為：「由人民進行統治，政體的組織形式是由人民的普通機構最終行使統治的權力。民主分兩種形式：直接民主，即政治性的決議由全體公民來決定，採納多數人的意見。另一種是代議制民主，政治性的決議由選出的代表決定，代表向全體公民負責。」 從這一定義可見，「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與孫中山先生的「直接民權」和「間接民權」兩個概念很相近。這也可能是導致「民權」和「民主」被混淆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來看「民權」一詞。謝放先生指出，在日文中「民主」和「民權」是兩個詞。《日本國語大辭典》和《日本語大辭典》都將「民權」與「民主」分列兩詞。其中「民權」的涵義是指：一、「人民參政的權利」；二、「人民維護身體、財產的權利」。顯然，「民權」的這兩種含義都是與「民主」雖有關聯，但絕非同一辭彙。因此，謝先生認為，「民權」不是「民主」，「民權」對應的英文單詞是liberty（自由）2。謝先生指出「民權」與「民主」在日語中為兩詞，這一點堪值肯認，但近代「民權」一詞是否對應英文中的liberty，則尚須辨別。
主張「民權」一詞為liberty的最有力的根據是何啟、胡禮垣在《勸學篇書後‧正權篇辨》裏的一句話：「『裏勃而特』（筆者按：即liberty）譯為自由者，自日本始。雖未能盡西語之音，然以二字包括之，亦可謂能舉其大由。『自由』二字而譯為『民權』者，此必中國學士大夫讀日本所譯書者為之，其以民權二字譯『裏勃而特』一語，吾無間然。獨惜譯之者，於中外之理未能參究其同，閱之者或至誤猜其意義」。這一依據是當時人物的說法，因此極有說服力，一些學者也已對這一說法開始表示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何、胡二人所說只是對當時存在的翻譯現象表達自己的理解，曰「此必」如何如何，乃推測之語，終究不可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