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二年大陸學者田濤在《批判與重建：中國法律史研究與反撥》一書中發表了一篇文章：＜虛假的材料與結論的虛假＞，文中對學者張晉藩所提出的《崇德會典》以及《戶部則例》，提出了史料真偽以及過份類推適用的質疑。其中《崇德會典》的爭議性最大。田濤先生基本上認為《崇德會典》的存在是經過學者的渲染而產生的，並非歷史上真有這樣的一部會典。此文一發表之後，張晉藩先生也回文響應，說明當初對《崇德會典》的擬名經過 。據正史史料記載，清代總共只編纂了五部會典，編纂時間分別在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光緒朝，合稱五朝會典，一般學者對清代會典的認知也僅止於這五部會典。史書上包括康熙朝修纂會典的序言都未提及《崇德會典》，而是將康熙會典視作清朝第一部會典。是以，《崇德會典》的提出自然是特別引人注目。
張晉藩先生提出《崇德會典》確有史料依據，一九七八年十月遼寧大學歷史系的李燕光先生等，點校了藏於北京圖書館的《清太宗實錄稿本》，北京圖書館館藏原名為《清太宗節錄》。這部書其實是李燕光學者所擬名的，原書只寫「實錄稿」，大陸現僅存稿本兩卷，即卷十四和卷三十八，記載年月分別是崇德元年四至六月，以及崇德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底，此外還有兩卷被帶到台灣，分別是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至天聰元年五月十六日，及天聰七年正月至十二月。李燕光先生等人點校之後，收入《清初史料叢刊》第三種，由遼寧大學排印出版 。被定名的《清太宗實錄稿本》兩冊原稿雖無直接影印出版，但張晉藩先生在＜再論崇德會典＞一文之後，將藏於北京圖書館的原本影印了兩面作為附錄，以力證確有史料依據 。張晉藩先生影印的兩面《清太宗實錄稿》，一面是封面右上角有些殘剝的痕跡，在略微正中的地方寫著：「崇德元年」，右下角寫著：「馬查」；左上角也有些殘缺，只剩「錄稿」兩字可見，但不難推想其上可能有「實」這個字。「錄稿」兩字下寫：「十四卷，自丙子年四月登基議定會典諸王喪禮起本年六月止」，另一面則是稿本的一頁，字由右起，寫著：「崇德元年丙子歲四月十二日登基後議定會典」，下面別無他語，另起一行寫著：「合碩親王卒輟朝三日，差禮部官辦祭，合碩親王以至輔國章京，俱臨喪初祭用牛犢一隻、羊八隻、燒酒九缾、紙二萬……」。這些文字皆用行書體寫就，且屢有潦草字跡，並非實錄所用的楷體，清朝通行的「和碩」親王封號也被寫成「合碩」，且「議定會典」之後，有一行字另行用一行線勾在紙頁左上角，寫著：「當在會典」四字。李燕光先生根據這四個字定出了《崇德會典》，張晉藩先生也贊同李燕光先生的擬名，並且認為「議定會典」之後的「法令輯錄」就是《崇德會典》的內容。日本學者島田正郎與神田信夫當年都曾對《崇德會典》作出回應，張晉藩先生將兩人的文章作為附錄，一併附在＜再論崇德會典＞的正文之後。
基本上島田正郎是對《崇德會典》的存在性質疑的，他認為：「李燕光先生只是把本資料稱為《清太宗實錄稿本》……張晉藩先生卻把它稱之為『順治年間纂修的清太宗實錄稿本』，至於其根據卻沒有指出來。」 島田正郎甚至揣測李燕光排印本的《清太宗實錄稿本》，很可能是把清朝開國初期以來的諭令進行摘錄而成的一本書。神田信夫對島田的看法基本上認同，他還提到了《崇德會典》作為清朝官修政書《會典》的一些矛盾：第一，書名寫作實錄稿，而且卷數日期等記載不合實錄格式。第二，由實錄稿的內容判斷，似乎並不是《太宗實錄》的原稿。神田信夫在這裡將實錄稿以《太宗實錄》與《舊滿洲檔》對照，他認為《實錄稿》的文字比較接近《舊滿洲檔》。此外，在崇德元年四月三日的《舊滿洲檔》載事的空白處，用滿文寫有「ere bade huidian bithe be dosimbu」。林乾先生照日文翻譯，是譯作「此處加入會典書」。 在這個地方加入會典書，這句話就值得玩味了，因為三日並非太宗登基的日子。乾隆時重抄的《滿文老檔》也沒有這句話，神田信夫先生就認為：「既然日字檔中標有此處加入會典書字樣，因此會典之書理應存在，可以認為被收入實錄稿中的會典的記事即相當於此」。這句話筆者初見時深感邏輯不通，因為這「會典書」是放在《舊滿洲檔》四月三日的記事，而不是四月十二日。神田信夫一解釋，看的人有點迷糊，儘管他最後還是認可島田的意見，認為應該是沒有《崇德會典》。筆者不禁對崇德朝的實錄記事以及清朝纂修會典的始末產生了興趣，到北京圖書館調出《清太宗實錄稿本》的原件，希望能在其中再發現一些蛛絲馬跡，進一步釐清崇德朝會典的爭議。
根據筆者查閱的原件，十四卷封面確如張晉藩先生影印的一樣，三十八卷的封面，清楚地寫著「實錄稿」。據十四卷第一頁的記載，「崇德元年丙子歲四月十二日登基後議定會典」這一句之後，確實是記載著五十二條類似諭令與法令的記載，按神田信夫的說法，這些諭令大多數都是「收錄」的性質，而不是同一天議定的內容 ，而有的諭令內容應是四月當月之後才可能會出現 ，總之，這些諭令不太可能是同一天所能議定。但筆者查閱原書，也發現了和神田信夫一樣的問題，在崇德元年四月三日的《舊滿洲檔》載事的空白處，用滿文寫有「ere bade huidian bithe be dosimbu」，《實錄稿》並無此語，但是這五十二條諭令的內容，全用另一道墨色不同的筆圈起來，止在第一頁上寫：「當在會典」。之後《實錄稿》的記事，是跳至初四日 。若不是此《實錄稿》與《舊滿洲檔》所本悉屬同一滿文檔案來源，也有可能是在天聰十年（崇德元年）四月初四之前，也就是太宗改元登基之前，朝廷裡討論過「會典」的相關事項。但這《實錄稿》的「會典」二字，是否關係到修訂或是編纂會典，則又是一個問題了。目前學者們找到的史料，無法充分地解釋「當在會典」四字的真正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