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南宋(1126-1278)《名公書判清明集》的判決文，以及宋人文集中的判語、書信、墓誌和傳記等等史料著手，討論宋代(960-1278)地方官在審判中，如何因時制宜推論法令與人情之間的道理？即傳統中國的官僚面對獄訟案牘時，內心所浮現的「情理法」之構圖為何？「原情」、「定法」與「道理」的內涵為何？
所謂「原情定罪」是指官員調查事實後，才可以定罪。而原情應「當其實」，但「實情」萬變而不同，防姦之「法」卻是一定而不易，所以執法者只能力求「因事查情」。查情時要「近人情」，又因凡人皆難以「事事皆實」，若能依據道理推論達到三分之二的真實，可算是「近人情」了。至於審理特殊如大辟死罪，則要注意「行為動機」，不能固執於「殺人則償」的一定之法，要「貼近人情」，實踐「原情實有可憫」的仁恕精神，並以「誅心論」指責有違常情者。地方官若具備「近人情」的能力，能更迅速地發掘事實，「合理」、「依法」、「酌風土人情」查知當事人的行為動機，即使只是「閱讀」歷來「案牘」，亦能貼近人情分析事實。
宋人有謂：「雖律文死罪減至徒而止，然為有證而情重者設，非為無證而情輕者設也。」說出原情審罰時，「法重情輕」、「罪疑惟輕」的定法原則，這些原則是官僚們自幼習讀的「古有成訓」，執法者本於愛人之意，在「刑」與「恕」中找平衡。甚至官府必須斟酌「情理重害」而減低民眾的損失，合理化不知情者可能的觸法行為。當南宋理學官僚們強調「法理」是以「道義」為本，「據理者」本著義理而論，乃可闡明「天理」。通達天理要從「讀書」做起，讀書人在做官之後，不只在治理獄訟經驗中反省情理法的運用，往往從各方面講究「使之當理」，「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所以「事既到官，只當以理法處理」包含官府依理審究事理的精神，判決過程也要完全符合行政程序與法規。
綜論南宋的「名公」行政官僚們所建立「吾心如秤」、「酌情區處」的司法態度，即詳究案牘所載的「事情」，透過「理法」的行政程序，找出「道理」，檢查「法」令，通貫「天理」，平衡「人情與法意」，做出最合於「情理法」的判決。
關鍵詞
原情、人情 、定罪、定法 、天理、法理、 道理、法意、公心如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