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論史不易，論思想史更難，蓋書寫歷史重在資料之整理分析，而典章制度的耙梳整理，只要有文獻可考，就可以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而有其連貫性，但是之所以產生變化，而需因時制宜，卻是因為有一套思想作為指導，而如何根據現有典章，去找出其背後的思想依據，雖非如羚羊掛角，但卻也沒有一定明顯的痕跡可尋，因此，探討思想淵源遂比單純制度史之描述更加困難，我國關於思想史的論著，歷代雖不乏其例，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乃至於近代胡適之、馮友蘭諸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等等，但是在法律思想史方面的專著，卻如鳳毛麟角，甚為罕見，推原其故，或許是因為我國向來只有「律學」傳統而無「法學」傳承，而「律學」乃以當時現行制度條文為研究重心，而對於法學思想方面則僅有吉光片羽的單篇隻章零星出現而已，少見整體化全面性的論述，而且，法史學「一方面是屬於歷史學的、文化科學以及精神科學的核心學問，乃單純知識導向的學問，但一方面又是屬於法學的範圍，又是應用的、以實用目的為導向的學問」 ，亦即「法史學」既是史學的一分支，也是法學的一部份，乃一新興學術領域，並無傳統可依循，因此楊鴻烈先生所寫的這本《中國法律思想史》就扮演著開創先河的角色 ，抑有進者，自其民國二十五年成書之後 ，垂數十年，在台灣法史學界的出版著作中，似乎以法制史著作為大宗，而中國法律思想史方面的專著雖非絕無僅有，但亦屬屈指可盡，如丘漢平氏的《先秦法律思想》 、羅光總主教的《中西法律哲學之比較研究》 、王伯琦氏之《近代法律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乃至於張偉仁氏的零星篇章等等 ，不論字數的多寡或是內容的廣度，楊氏此書都是允推一時弁髦的名山之作，因此本書屢為其後之法制史論著所引用 ，影響層面不可謂不大，楊氏一生著作甚夥 ，惟或因其於兩岸分裂後，滯留大陸之故，其生平事蹟鮮為人知，且其書亦少見學者加以評述 ，因此本文擬先就楊氏生平及其寫作之時代背景，作一簡述；並就氏著《中國法律思想史》一書，作一初步的評述，以圖探究本書在法史學研究上之意義及其影響，希望能對現今台灣法史學之思索研究取徑或是發展方向時，有所獻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