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制度之間──大陸的法史學研究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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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俞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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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頁碼：
1：36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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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
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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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楊鴻烈先生的《中國法律發達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出版算起，中國法史學發展到今天，大約也有七十年的時間了。而大陸法史學研究，因遭厄於政治風波，一度長時期陷於停頓，所以，從恢復時算起，也就二十年左右光景。二十年的寒暑，對建設一個學科是微不足道的。三千年文明古國的制度變遷和眾多的思想流派，能夠在二十年裏真正得到細緻研究的，肯定極其有限。僅就制度史而言，令、例、格、式等重要形態就尚待梳理。而思想史中，魏晉至明清時期的思想家也很難說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因此，從這一角度看，大陸的法史學還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學科。
當然，相對於短暫的二十年，由於學界的努力，取得的成果也應肯定。這些成果包括，教科書、通史體例已經相對完善，這說明學科基礎平台已經形成，為下一步深挖掘和細琢磨的工作提供了可能。另外，一些專題領域有所突破。比如，高恒、劉海年先生等參與的對睡虎地秦簡中秦朝法律制度的整理和研究；楊一凡先生等主持的對古代稀見法律文獻的點校整理及明律研究；李貴連先生關於沈家本及清末法制改革的研究；鄭秦先生關於清代律例的系列考證；武樹臣先生關於傳統法律文化的清理；俞榮根先生關於儒家法思想及其倫理法性質特徵的研究等等。專題研究開拓了法史學的領域，從而帶動了整個學科向縱深發展，但是，隨著基礎平台構建的相對完成和專題研究的逐漸深入，新的問題也暴露出來。這一問題，簡單的說，就是因為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相對成熟帶來的僵化傾向，這一傾向，甚至使法史學在法學中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事實上，今天大陸的各個法學專門學院或法學系中，法史學大多已經由必修課調整為選修課，相應的，思想史和制度史在名義上進行合併，並減少了上課時數。表面上，這種危機被理解成法學研究的功利性趨勢所致，其實，真正原因卻是現有法史學學科框架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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