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朝《刑統》雖承繼唐律「化外人相犯」條，但從法律的制定與實際個案來看，該條並不適用其統治下的非漢民。本文考察神宗朝（1067-1085）以降荊湖路、四川南部的個案──黔州一州敕、五等罰法、蠻人條制、沅州改制、沅州一州敕，修正並補充現有研究成果中「由本俗法轉變為宋朝律令」的論點。由於神宗朝的邊境開拓，在四川黔州、瀘州等地區形成適用該州所管熟戶的本俗專法，其具體內容因時地不同而略有變異。熙寧八年（1075）的黔州一州敕僅規範殺、傷、盜罪與相應的固定賠償數額，但元祐五年（1090）的蠻人條制已將賠償數額對應於五刑，更近似於宋朝法律體系的贖銅制度。歸明人法律案件的規範形成較晚。元祐六年（1091）在荊湖路沅州首見規定該州所管歸明人與漢人相犯案件應依循宋朝律令，並於政和六年（1116）前將適用範圍擴及全國的歸明人法律案件。其中，沅州渠陽寨因開拓政策的退卻成為非省地，另制定以罰贖為刑罰的沅州一州敕，應為特例。根據本文考察，宋朝對熟戶法律案件的處置方式兼融本俗法的損害賠償與宋朝本身的法律體系，且因時地不同，尤其是開拓政策的進程而異。歸明人案件則呈現不同的發展過程，相關規範在哲宗朝（1085-1100）才逐漸形成，但在北宋末已出現全國一體適用的處置方式。
關鍵詞
熟戶、歸明人、瀘州、黔州、沅州一州敕
shuhu, the Guiming, Ruzhou, Qianzhou, the Edict of Yuan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