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造清代：維繫木材貿易的產權和財政制度──評Meng Zhang, Timber and Forestry in Qing China: Sustaining the Market Afforest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Fiscal System that Sustained the Timber Trade—On Meng Zhang's Timber and Forestry in Qing China: Sustaining the Market
摘要
上世紀末以來，隨著物質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熱點的興起，制度經濟史領域也轉向了關於經濟的法律與文化分析。生活在鋼筋大廈叢林的人們，被極速物流資訊和「現代性」裹挾著，有時也難以想像這些幾近消失的歷史場景：種樹者種下的數十年後將作為自己棺槨的杉木，被砍下、紮成排筏，如同船隊般浩浩湯湯行駛在大河之上，而後停泊在沿岸港口等待買家轉運到更小的市鎮，或是直接用作當地的房屋建造，諸如此類。
本書作者張萌（Meng Zhang）通過清代長江木材貿易例子幫助我們建立了這樣的聯繫，一種與曾經捲入過貿易的各類人群的聯繫，並解釋與木材貿易相關的經濟制度和法律在傳統中國紮根生長的機制。她的研究提示我們，清代木材這一財貨流動的意義，既是王朝國家宮殿建築、都城工事、船舶建造、民居搭建等一派繁榮氣象所依賴的物質基礎，也展現了市場通過牙行、包稅、厘金制度嫁接到各級財政框架的過程，更呈現出商業移民如何參與西南邊疆的開發，這一切幫助構成了傳統中國複雜的山林產權流變的歷史進程。
那麽，如何用制度的方式來保證長江木材貿易的可持續性，便是張萌此書著重解決的問題。作者探討了維持木材的供應生產（sustaining the resources）和貿易運營（sustaining the business）所憑藉的制度手段，分別是符合中國農村家戶經濟的私有林權和牙行、會館、公所一類扮演著中介角色的商業組織。上述制度工具的實質，作者解釋為「可持續性」──它不再意指需要回到某種自然原生的狀態，更強調保持一個合理的人力物力投入水平，不因忽視或過度開發、改造自然而造成人為景觀的不可持續（p. 175）。
作者提到的制度手段分別關照了產權和財政兩大重要議題。其一，在產權制度方面，自宋元明時期起，中國南部（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包括嶺南和部分西南地區）普遍存在著一種有邊界的、排他性的、私人所有的、以杉木種植為主的私有經濟林權制度，且一直延續至20世紀初。但同時也謹慎地限定了該制度的適用範圍，承認其他地方可能會出現中間、複合形態，江西、湖南即是既有公山又有私有林。如一眾研究地權的前輩所提醒的，中國土地產權觀念不能簡單直接地放置在國家—私有化的對立框架之下，而需要充分從術語的語境和適用條件出發進行分析。
林權制度背後對應著國家森林（state forestry）管理體系的設計、施行。張萌將中國南方私有林的森林管理模式與世界範圍內的其他國家、地區對話，進而回應現代環保主義的觀點。西方早期現代國家為保證軍隊木材供應，發展出國家作為森林管理中心的制度，樹木種植、市場供應均圍繞著國家需求來科學規劃。帝國晚期中國南方森林管理體系與此不同，是在相對放任自由的私有產權框架之下，由自足的家戶依靠著世代積累的種植經驗實現大規模再生的經濟林制度，意味著保持森林的覆蓋率和參與開發的人群其利益維護休戚相關（pp. 176-177）。
其二，有關於財政體制層面，本書解釋了為何選取清代來理解傳統中國的森林管理制度。作者認為，清王朝對於南方部落族群和社會的理解，區別於其保護長城以北森林生態的意識，後者出於統治者的滿人狩獵傳統和蒙古遊牧傳統。在西南，經歷改土歸流以後，長江木材貿易趨於成熟地跨區域運轉，國家並不是作為一個理性的、有規定的保護者而出現的，反而是通過市場和產權、稅收等制度來管理木材及其供給（p. 3）。財政制度亦可視為該研究的一條隱藏主線來幫助串聯起整個清代木材貿易故事。本書評將著重根據產權制度和財政制度來展開介紹和評論。
